地缘经济： “地缘经济”新形态的涌现，发展新地缘经济的认识前提与条件约束
在我国发展改革曾经获取的系统性红利，即“人口（劳动力）红利”“WT0（市场化）红利”基本得到释放并相继递减之后，新一轮红利，将生成于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置领域，可称之“地缘经济红利”。它与“大国内需”的扩展相关联，将作为我国新时代重要发展红利而亟待释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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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“地缘经济”新形态的涌现；近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如下经济现象，可以被归结为地缘经济的新形态：
1、“现代供应链”经济及“去中心化”经济
一是跨地域、跨行业整合生产节点，通过分工制造、工贸合作、离岸外包等方式，形成“无缝”衔接、持续运行的链式供应流程。这种业态在现阶段，以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最为典型。
二是进行“分布”式、“网点”式生产，形成明显“扁平化”“去中心化”的跨地域生产系统。这种经济业态，以光伏发电供电、货物网供网购、物流分装配送等领域较为典型。此外，那种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的所谓“产消者”现象，也成为“分布”式经济的最新体现。
从地缘角度看，以上形态是地缘经济分工化、节点化、时序化的体现，是空间经济关系的新范式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在这一经济类型中，“现代供应链”经济的安全性，往往受到国际地缘政治、外交关系因素变化的挑战，存在着因“非经济性断供”而发生“供应链断裂”的风险。近期美国政府对我国“中兴通讯(31.31 停牌,诊股)”等企业的“制裁”事件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2、“大交通设施主导型”经济
即与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、航空港等交通节点与枢纽，以及与大型人流、物流中心的建设运营相联系、相衍生的经济类型。其当前发展特点为，国内高铁线路及其运能快速增长、若干“米”字型新高铁“枢纽城市”加快形成，境内外“一带一路”沿线项目建设不断扩展，导致地缘经济，包括“临空经济”“临港经济”“枢纽经济”“沿线经济走廊”的不断创生。举近例如，随着珠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，包括广深港高铁、港珠澳跨海大桥的开通，将不仅加速粤港澳大湾区的“归核化”“一体化”，使作为地缘特征之一的“一小时经济圈”，迅即扩延至整个大湾区，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也将导致相关城市间“集群”关系和互动强度的变化。
纵观世界，现代陆海空大流量、立体化、快捷化运载技术和物流能力的快速提升，加上信息通信和能源技术的新变革，使现代“大交通”因素对生产布局的决定性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从而使传统生产布局“需接近原料产地或销售市场”的地缘“指向性”显著淡化。在这种条件下，国际地缘政治关于“海权”“陆权”孰为主导的传统论争，也日渐失去其历史价值。
3、“飞地经济”
“飞地”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，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。一般把本国境内包含的外国领土称为内飞地（enclave），外国境内的本国领土称为外飞地（exclave）。飞地的概念产生于中世纪，并作为地缘政治术语首次出现于1526年签订的“马德里条约”中。
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代，“飞地经济”是一种地域范围大小不等，跨国界或跨国内行政区而设置，并一般由外来方主导投资与经营管理乃至行政管辖的经济形态。在我国现阶段，“飞地经济”已被赋予新的发展内涵。它主要指两个相互独立、生产力发展存在落差的地区打破行政区划限制，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，实现生产要素流动、互补和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它首先发轫于我国苏南地区，并成为一种日益扩展的区域实践。
秉持新发展理念，近来广东省政府做出决定，将与深圳市并不接壤的“深汕特别合作区”交由深圳方主导，并授权深圳市政府行使为期三十年的行政管理权，成为以“飞地经济”结成新型地缘关系的国内最新案例。
4、“功能、类型区”经济
即通过生产要素的“注入”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，形成不同经济功能的特定类型区域，如特别规划区、综合试验区、新产业功能区、自由贸易区等，使之发挥单一的或综合的示范、引导、辐射功能。近年来，这类功能区或类型区，作为地缘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，曾不同程度打破原行政区划条件（分拆、合并）而设立，有的则直接转化为“飞地经济”形态。它们作为一定区域的“发展极”，对于资金、技术和人力资源要素从较发达地区向经济腹地或欠发达地区的转移，对于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，对于区域开放和国际经济交流的扩大等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带动作用。
纵观以上各类经济现象，它们有的已形成常态，有的则初见端倪；有的看似经验范畴，实为新生事物，而有待走向成熟。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地缘关系、新经济形态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，超出现有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，亟待以新的视角、新的逻辑去认识和把握。
第二、新地缘经济形态的属性特点；上述地缘经济形态，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与特点，主要表现在：
1、不同于过去论及的区域经济或空间经济范畴。传统区域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，一般是以观察毗邻地域或连续空间为观察前提和对象的；而新地缘经济，其地理空间并不受“连续、邻接”的限定，乃至主要对应或涉及在“非连续空间”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。
2、不同于以前相关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经济现象。比如，以前理论所描述的“扩散”“外溢”“涓流”等经济现象，其过程与效应的产生自然而缓慢；所归纳的“聚集”“嵌入”等现象，则单向作用力强，接纳方常处于被动地位，等等。相对而言，新地缘经济现象，更多表现为生产要素或“产能”的交互、对称、多向和高频率的流动。不仅如此，新地缘经济以“共建共享”为特点，具备利益分配与协调新机制，乃至在资源流动、配置过程中，需要更多“顶层设计”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“看得见的手”的调控作用。
3、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流动中的要素关系。其区别在于，在新地缘经济中，一是信息（大数据）要素成为具“无距离”特性的“粘结剂”“催化剂”，在所有要素流动中产生越来越明显的替代和导向作用。二是地理几何距离对实体要素流动的阻滞影响已显著减弱，而所谓“时间距离”已转化为重要的决定因素。三是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，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地理几何关系，更多地转化为空间拓扑结构。从而导致，生产力流动中的要素关系出现新变化。
4、不同于当年有关“大循环”的理论模型。该理论实质是，输出具有规模和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，置换输入国内所需所缺的其他高品质、高技术产品，间接实现国内外两类资源间的“循环”关系；而新地缘经济形态，主要表现为要素间的“水平”流动与直接循环，表现为资本+技术的流动，或全要素化的“产能”输出。与此同时，也由于要素流动的成本与效益的“边界”清晰，可予以项目层面的直接观测与管控。
5、不同于以前要素流动所依托的技术背景。新地缘经济形态超越了传统技术背景，而与新时代信息通信技术（ICT）、互联网技术和“大交通” 技术设施的发展相联系。可以预期，它们将依托下一代“5G通信技术”“超级高铁与高速公路”“新能源”“特高压输电”“物联网”“区块链”等新技术，具有不断演进、升级的广阔前景。
综而言之，在全球范围内，上述地缘经济形态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，体现出某些共同的属性，比如多边性（同时实现“一对多”和“多对一”的供需对接）、互动性（显示双向、对称的流动与配置作用）、有机性（具备内外部“产业生态链”特征）、激励性（利益机制可控与可调节）等，并由此成为新地缘经济的重要特征。
第三、发展新地缘经济的认识前提与条件约束；发展新地缘经济，作为理论，需要认识上的探索与突破；作为实践，需要政策目标与约束条件的设置。
1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。当人口（劳动力）红利趋于消褪，当某些领域市场化改革出现一定“滞胀”，当“后工业化”“新（人口）城市化”进程任重道远，当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方兴未艾，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之际，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、改善地缘经济关系，激活和提振“大国内需”为着力点和新路径，形成改革新动能，获取发展新红利，具有相当大的现实必要性。
2、从党的“十九大”战略部署看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经济开放新格局，加强区域经济协调，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等，都从不同角度，与发展新地缘经济产生“交集”，从而为其提供了强大的逻辑背景、战略依据与政策导向。从现阶段实际出发，发展新地缘经济，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，可能会象雄安新区、海南自由贸易区建设一样，产生“举一反三”的示范效应，并从发展、改革、开放三个不同维度上展现叠加作用和综合影响。
3、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看。当某些局部领域，出现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、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（生产方式）演进之时，高度重视和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（生产方式）的“反作用”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践行。这种“反作用”既包括经济行为，也包括政治行为或行政手段的运用。例如，突出“授权、赋能、增益”的政策设计理念，一方面，应扩大跨越“行政地理单元”的“功能类型区”试点，另一方面，不排除对试点成功区域予以“行政确认”，乃至采用行政区划、赋予行政管理权等手段的可能性。从而，打破社会生产力的地域性体制束缚，释放来自地缘经济的“聚变”或“裂变”潜能。
4、发展新地缘经济，需同时引导规范企业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。鉴于地缘经济多与基本建设、投资活动紧密相关，为此，应区分不同地域实际，针对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具体诉求，一是要立足长远大计，防范短期行为，注意规划上“去伪存真”，防止经济上“脱实向虚”，做到精准施策；二是要防止任何地区违背新发展理念，进行盲目的、过度的和重复的开发建设；三是要通过调整淘汰，消除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存在的“产业园区开发泡沫”，以及相关的“GDP政绩泡沫”“债务泡沫”，使之走上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。四是要按照绩效评估状况，对已有“功能类型区”予以分类调整，通过增大政策措施、区划手段和利益机制的“软供给”，使它们已有效能得到提升优化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、释放更大的作用和动能。
5、为促进和规范新地缘经济发展，需要设定精准的支持前提和约束条件。应遵循新时代“五大发展理念”，体现经济社会更充分、更平衡发展的要求，坚持“问题导向”，运用资源最优配置的现代原理，全面考量和发展新地缘经济。比如，应设置有关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，将有关的试点成功经验法规化并予以推广；应抑制不同地缘主体的“零和博弈”，力求形成相互间良性的“竞合关系”，实现相互利益的共同增进；应争取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利益未受“减损”的边际条件下，实现相关地缘整体利益的增进；应强调相关经济主体行为的“内部性”与“外部性”统一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向提升；应注意抓住区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，选择好战略部署与启动的最优“时间窗口”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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